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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寯之后,再无园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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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誰最中國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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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50至80年代,在南京工学院(东南大学前身)中大院一楼阅览室的某个固定座位上,如果没有特殊情况,每天都会坐着一位老者,埋头读书,做着笔记。他像一只座钟一样,每天早晨7点准时离家,步行前往学校,端坐在同一个位子上,他似乎总是板着脸,紧抿着嘴角,透过厚厚的镜片,是一双凝视着的严厉眼神……

在那段黯淡的岁月里,大概很少有人知道,这位令人感到性格孤僻、寡言少语的老者,经年累月地收集、整理着些什么,那些存放于资料室中的索引卡片上,又琐琐细细地记录了些什么……

这位老者,名叫童寯,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,此时却早已淡出大众视野,被人渐渐遗忘。在、年中国建筑学会第四届、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名单中,这位曾与梁思成、刘敦桢、杨廷宝并称“中国建筑四杰”的建筑界泰斗,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出现。可能更不会有人想起,至年,童寯作为著名的华盖建筑事务所的三巨头之一,主持设计了多件作品,遍布南京、上海……

时至今日,对很多人来说,童寯更加陌生,可能连“寯”(jun四声)字都是第一次见到。

沉在历史的迷雾中,童寯仿佛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集合体:他的建筑作品与理念,以拥护现代主义、反对复古的保守主义而具鲜明个性;同时他骨子里又似极其传统的文人,对江南园林一遇则倾心不已。他遍访江南名园,以一己之力手摩步测,数载惨淡经营,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园林调查研究。一本《江南园林志》,成为近现代园林研究的开山之作,也是继明代计成《园冶》之后最有影响的园林研究著作之一。

童寯身上,似交织着现代文明与古老文化的矛盾。当被遗忘的童寯终被我们想起的时候,我们在其中发现了许多自省的意味。从他的身上,看到了我们自己。从他的时代,看到了我们自己的时代。那个严肃的老者,似乎永远孤独地坐在那个固定位子上,然而拨开时空的洪流与迷途,我们却很想回到那个地方,望着那令人敬畏得难以承接的眼神,仍希望他给予我们一些什么答案。

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留有一张老照片,是一群师生与一位老者的合影。教师中有吴良镛、汪坦、胡允敬、辜传诲、李道增等等,他们都是成就卓著、桃李满天下的学者,他们在四周站立着,表现出对坐在中间的老者的尊敬,同时也欢笑着,掩饰不住与这位老师久别重逢的喜悦。

童寯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合影

然而,与众人的笑逐颜开形成对比,于中央端坐的C位主角,却是双唇紧闭、眉头微锁,默然于这个欢快的场景之外,仿佛与周围的后生们近在咫尺、又形同路人,身在这个场景的中央,心中却并无参与之意。

这位老者,当然就是童寯。

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,童寯都像是一位特立独行、不近人情的隐士。

童先生家中那间靠南的书房,对他的学生来说,意味着每个周二、周四的“难熬的下午”。上课时,童寯的面孔通常板着,凝视学生的目光严肃犀利,只要学生的英文作业——《古文观止》英译不合要求,或是问出“不符合建筑系研究生水准”的问题,便会遭来一顿斥责。

二十多年后,他的弟子方拥已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研究生,成为了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教授,然而当他跟人谈起童寯时,第一句话仍是:“我很怕童先生。”

不仅是学生,建筑系的教授们也都领教过童先生的严厉。童寯对建筑制图要求极其严格,一旦不合规范,他便一言不发,拿起6B铅笔直接在正式图纸上涂改。方拥曾亲眼见到,一名50多岁的教授,因为论文不够严谨,被童寯斥责得痛哭流涕。

对别人严厉,童寯对自己更加严格。直到八十岁高龄,童寯每天早上依然坚持步行半小时,到阅览室看书,风雨无阻。学校看他步行辛苦,提出安排汽车接送,却被童寯一口回绝,理由是:“汽油宝贵,不要浪费在我身上。”

校方无奈,为他购置了一辆三轮车,谁知童寯更为生气,怒道:“我最看不惯别人哈腰卖力气,自己坐在车上!”在校方的坚持下,童寯最后还是应允,但是提出条件,要由自己的儿子、电子系教授童林夙蹬车。

于是,在南京工学院的校园里出现了一道别致的风景:头发花白、戴着眼镜的童教授,吃力地蹬着三轮车,另一个童教授坐在车上,一言不发,表情淡然。目睹此景的一位校领导不禁叹道:“如此不近人情,实为世间少见。”

童寯与孙子童文(左)、童明(右)

童寯的不近人情,几乎不分对象。他曾经因为拒不收受建筑商的礼物,甚至当面摔还礼品,而在建筑圈子里得了“憨大”的绰号。

不过,表面上不近人情的童寯,却也有温情的一面。童寯的家,是抗战胜利之后他亲自为妻子设计的,妻子不幸早逝后,他终生没有再娶,而且妻子生前房间的摆设,一桌一椅,分毫未动。

尽管十分敬畏先生,但童寯的学生也非常感佩他的学识修养与人格魅力,回忆里充满温情。学生私下里称他为“活动图书馆”,因为“即便是书本上查不到的问题,只要去问童先生,就一定会有答案。”曾设计过天安门观礼台、历史博物馆、钓鱼台国宾馆的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说:“童老不仅建筑设计好,学问大,而且道德高,我一生最佩服童老。”

童寯晚年癌症复发,有着近60年友谊的杨廷宝医院,病床上的童寯便让自己的儿子先去照看杨廷宝,直到杨家子女远道赶来。杨廷宝逝世以后,童寯甚为悲痛,泪水涟涟地撰写悼念文章:“一代哲人今已矣,更于何处觅知音?”稿纸上,尚能看到斑斑泪痕。

童寯与杨廷宝(左)

有意思的是,平时看似严肃刻板、不苟言笑的童先生,却时常会在学术论著中,表现出他的风趣幽默,妙语连珠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,中国建筑界盛吹西化之风,童寯深感忧虑:“诚恐茅顶不禁欧风,竹窗难当美雨。”不过,面对当时国内头脑简单的所谓“建筑文艺复兴”浪潮,比如把中式大屋顶放在现代建筑上,他却是更加鄙夷:“若是复兴只是把寺庙屋顶放到工厂屋顶上,那么把一条辫子放到死人身上或能使之复活?”他嘲讽那些不伦不类的建筑是“穿西装戴红顶花翎”,对那些肤浅的“蟒袍玉带下,穿毛呢卷筒外裤和皮鞋的‘文艺复兴’绅士们”深感厌恶。

宾夕法尼亚学生毕业照,后排左二为童寯

童寯与同学过元熙(中)、陈植(右),陈植后来也是华盖建筑事务所合伙人之一

童寯在宾大时期设计的教堂,他获得过全美设计竞赛的一等奖

童寯早年公费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,与梁思成、杨廷宝同窗学习,后赴欧洲多国考察。因为这种经历,他对西方理念的衣钵并不避讳。他回国创立华盖建筑事务所,力图成为“求新派”。

他的第一个设计项目是南京外交部大楼,突破了当时呆板的古典模仿手法,将传统风格进行简化和提炼,造型庄重,比例匀称,功能合理,造价经济。在后来的许多建筑项目中,童寯都展现出全新开放的姿态,更与当时国际潮流相平行的建筑风格,也在现代建筑中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童寯会以更豁然的态度来对待文化价值问题,处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。对建筑风格的评判,他不以单一的民族文化特征为标准,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讨论。他所关心的是,“如何在中国创造按外国方式设计与建造、而又具有‘乡土’外貌的建筑,正是一个令中国建筑师大伤脑筋的问题。”同时他也乐观地认为:“我相信中国旧式建筑制度,会在世界上发扬广大,直有如目下吉普车,在任何地方都风行一样。”

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

南京中山陵中山文化教育馆

大上海大戏院

童寯的大上海大戏院设计图

中国建筑发扬到世界上,其实并没有等很久。年,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苏州网师园殿春簃为蓝本,在一个庭院里按1:1比例营造了一座中式园林,是为“明轩”,至今为人津津乐道,俨然“文化输出”的一个经典案例。

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“明轩”

然而,在童寯看来,这是一件颇值得质疑的事情:“园林这般充满生气之活物,能否按照无生命之博物馆珍品,摆放陈设,供人观览?”

在他的《东南园墅》里,童寯也用了很大篇幅来讲述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。他认为,中国园林所持有的是一种有机生命状态。把中国园林复制到美国博物馆,它能跨越大洋彼岸,在光照固定、没有变化的一个由玻璃天棚所围合的干燥环境里,得到完整的呈现吗?

“采用砖瓦复制园林是一回事,再生复兴,激发生命精神,则全然另一回事。”

拙政园

童寯对中国园林,所抱持的态度,正关乎这样一种生命精神。

“园之妙处,在虚实互映,大小对比,高下相称。”

“中国园林不使游人生畏,而以温馨的魅力和缠绵拥抱他。”

“于文人而言,中国园林实为现世之梦幻虚境,臆造之浓缩世界,堪称虚拟艺术。”

童寯通过自己的视域,打开一扇很不一样的大门,对我们的精神家园、我们的本土性发起新的讨论。今天哪怕一个园林爱好者,也可以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,讲出一些园林的美学特征。然而,在童寯展开园林研究的时候,虽然园林在江浙一带非常普遍,但几乎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凝聚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载体,正是童寯开启了这种意义上的研究。

拙政园

童寯还会时常说出一些妙趣横生,令我们瞬间错愕,又恍然大悟的话。

建筑师董豫赣经常借用童寯的一段话,来表达对当今城市中规模巨大、却缺乏生活诗意的草坪景观的不满:“中国园林必不见有边界分明、修建齐整之草坪,因其仅对奶牛颇具诱惑,实难打动人类心智。”每每说起来,真是痛快又解气。

建筑师王澍上世纪80年代末在尚未出版的《童寯文选》中读到“中国的园林建筑布置如此错落有致,即使没有花草树木,也成园林”这句话时,心中也获得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。“因为这句话对做设计的建筑师是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,因为它带出了园林的抽象结构,使得园林语言和西方现代建筑语言之间形成可能的对话关系。”

沧浪亭

童寯对江南园林的研究,始于上世纪30年代,正当他的事业最繁忙、设计最高产的时期,他只能从紧张的事务中见缝插针。然而,就是在从沈阳到上海的不到五年时间里,童寯几乎从零开始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《江南园林志》。今天中国建筑学界普遍认为,童寯是近现代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的第一位学者。

人们或许很难想象,出生于东北满族八旗家庭,后来赴美留学、游历欧洲,受教于西方学院派建筑传统,推崇结构理性主义,致力于现代化建筑,同时外表严肃、行为近乎刻板的童寯,能够倾心于山野林泉,对中国园林情有独钟。

寄畅园

那个时代的学者,在民族文化遗产面临凋零毁灭之时,普遍有一种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。因而,梁思成走遍了全国各地,对寺庙与宫殿做着坚持不懈的研究。刘敦桢在为《江南园林志》写的序言中,也提及童寯著书的动机是因为“目睹旧迹凋零,虑传统艺术行有渐灭之虞”。

然而,尽管童寯并不缺乏这样的责任感,但他选择了园林这样一个在当时无人关心的边缘领域,背后的缘由也值得深思。园林能够对童寯产生吸引力,也是出于童寯的天性使然。

童寯出身于传统文人和官僚世家,喜欢自然山水,他留下过诗集《西南吟草》,用诗句表达对诗书耕读、江渚渔樵生活的向往,他在创作大量现代风格建筑的同时,也曾追随文人画家潜心学习水墨画。园林承载的文化氛围,和童寯自己身上的精神力量,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关系。童寯的孙子、东南大学教授童明也表示:“我认为更重要的是,他被园林所‘同化’了,因为精神世界太相近了,或者说,他本人的精神世界深深受到园林这种对象的影响。”

也正因为一种遗世独立、独善其身的气质,在上世纪50年代华盖建筑事务所关闭之后,童寯似乎也逐渐远离了尘世的喧嚣,每天独自往返于自家小院和学校,只专心做着他的学术研究,平时交际圈子也很小,任时光的砂子缓缓地埋没,在功利时代,更显出他的不起眼。

狮子林

“建筑,不就是那么点事情嘛……”

年,王澍成为第一个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人,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演讲时,他引用了童寯的这句话。

王澍获奖后,许多人被他自称“业余建筑师”的狂傲所吸引。其实,这个名号也来自于童寯。童寯在《东南园墅》中,称中国园林“实为不能度量之艺术,可谓不惜任何代价,以避僵硬几何、刻板秩序”,而能够营造雅园的人,绝非从西方建筑体系中训练出来的“园艺学家或景观建筑师”,“唯文人,才能因势利导,筹谋一座中国古典园林。即便一名业余爱好者,虽无盛名,若具勉可堪用之情趣,亦可完成这一诗性浪漫之使命。须记之,情趣在此之重要,远甚技巧与方法。”

王澍比童寯小一个甲子,却堪称童先生的知音。他说:“年,我在把《东南园墅》反复读出了六遍之后,兴致盎然,就把童先生的《江南园林志》拿出来重读,于是,‘情趣’二字就跃入眼帘,直中我心。我意识到,园林营造不从理论开始,不由方法左右,和重要与否无关,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字:情趣。”

留园

情趣,只能生于个人经验的身心感知。苏舜钦在《沧浪亭记》中写的“情横于内而性状,必外寓于物而后遣”是情趣,计成《园冶》里“移竹当窗,分梨为院;溶溶月色,瑟瑟风声;静扰一榻琴书,动涵半轮秋水,清气觉来几席,凡尘顿远襟怀”是情趣,沈复《浮生六记》中讲的“大中见小,小中见大,虚中有实,实中有虚,或藏或露,或浅或深”也是情趣……

对情趣的看重,决定了童寯会采用一种非科学理性的研究方法。如果说其他许多学者研究园林时靠的是图纸、文献和测量仪器,那么童寯用的则是自己的身体和心。童寯也以其扎实的基本功测得了许多园林平面图,但是对其精确性却没有加以足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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