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石器时代的考古，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旧石器划分时代，除了根据它本身文化内涵进行分析研究外，结合古动物学、古人类学和地质学，是判断旧石器时代不可缺少的手段。
许家窑文化
山西阳高县古城公社许家窑村南一公里梨益沟西岸的断崖上，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，它距北京人的故居周口店只有二百多公里。这处遗址内含遗物十分丰富，分布面积也比较大。根据年和年的调查发掘，证明这里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，均发现在更新世晚期的地层里。
从发现的中华鼢鼠、似步氏田鼠、披毛犀、野马、鹅喉羚等动物化石来判断，许家窑文化遗址仍不能超出更新世的范围。从出土的人骨化石和大量的石器来判断，它的绝对年代距今约十万年。由于出土的石器有它独特的风格和时代意义，所以把它称之为许家窑文化。这里发现的石器除石球外，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小的石器。关于石核、石片和各种类型的石器，发掘报告介绍得非常详细，对我们认识许家窑文化的渊源帮助很大。
发现的石核有两种：第一种是原始棱柱状石核，这在许家窑文化以前还没有发现，它对后世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。细石器文化中的棱柱状和锥形（即铅笔头形）石核，总算是找到了母型。第二种是盘状石核，这类石核在北京文化遗址中发现过。同时，在宁夏灵武县水洞沟长城内外细石器文化遗址中，也有相当多的发现，它的远世后代也有了。
许家窑文化中的刮削器是数量最多的工具，其中直刃刮削器、凹刃刮削器、复刃刮削器、凸刃刮削器（个别似船底形刮削器）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第15地点都有发现。有两侧刃刮削器、龟背状刮削器，还有短身圆头刮削器，或称“拇指盖刮削器”。具有两种用途的圆头刮削器／尖状器，都是许家窑文化的首创。尖状器发现数量很多，但都是小尖状器，最大的一件其重量只有13克，最小的一件只重1克。
有齿形尖状器、椭圆形尖状器、鼻形尖状器、喙形尖状器和两面错向加工尖状器。这类小尖状器最早发现于河文化。但是许家窑出土的小尖状器，与北京文化遗址和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特别接近。发现的雕刻器有两种类型：一种是屋脊形雕刻器，一种是斜边雕刻器。制造雕刻器的打制技术，早在周口店第15地点即有发现。小石钻在北京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类似的器物。
石球在许家窑文化遗址中竟然发现了一千五百个，最大的重克，最小的重90克。这类石球最早发现于蓝田文化、河文化和丁村文化。石球这类工具不是北京文化的传统。许家窑人如此重视石球的制造，或许与丁村文化的影响有关。通过以上介绍，它充分地说明了许家窑文化的来源。
正如原发掘报告说：“许家窑文化如果把原始棱柱状石核，短身圆头刮削器和圆头刮削器／尖状器等除外，其余的制品从器形和技术上很难和北京人的石器组合区别开来”。许家窑文化还发现了代表五个个体的人类化石，男女老少都有。经过人类学家的鉴定，他们确属北京人的后裔。原来如此，这就难怪他们在文化承袭关系上存在着异乎寻常的亲密。
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
旧石器时代晚期，对应地质年代属于晚更新世后期，它的绝对年代为距今一万年至四万年。这个时期的人们从体质形态来说，已进入到新人阶段，从社会形态来说，人们已进入到氏族社会。人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，除了木器、骨器之类的以外，仍然以打制石器为主，不过在制作技术上较以前提高得多了。这一时期人们最突出的成就，是发明了钻木取火，发明了钻孔和磨制技术，发明了原始的弓箭。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装饰品，出现了原始的艺术和宗教。
峙峪文化
峙峪文化遗址，发现于山西省朔县境内，座落在桑干河的发源地－黑驼山的东麓，离朔县城西北十五公里。这里的地层是典型的河流堆积相，属于上更新统地层。这里的地层分四层，从下向上：第一层为砂砾层；第二层为灰色、黑灰色、褐色亚砂土及灰烬层，其中含大量的石器和动物化石，并有少量的砾石发现有被火烧过的痕迹；第三层为灰色或灰白色的砂层；第四层为粉砂层。
动物化石主要埋藏在第二层中，在第三层的底部也发现有少量的虎、披毛犀、野马化石，但多系击碎了的骨片。在化石中除了发现一块智人（现代人类型）的枕骨外，动物化石有虎、斑氏鬣狗、马鹿（赤鹿）、河套大角鹿、普氏小羚羊、鹅喉羚、王氏水牛、披毛犀、蒙古野马、野驴等，其中40%属于灭绝种。用发现的动物化石与丁村和山顶洞文化的相比较，证明峙峪遗址晚于丁村而早于山顶洞。
据碳14的测定，峙峪遗址距今为±年。峙峪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很多，据发掘报告介绍，进行整理研究的共件。发现的石核有“两极石核”，多面石核。特别是扇形石核，也称楔形石核，虽然只发现了一件，但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件石器，为研究亚洲石核文化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探源资料。打制石片的方法，基本上和许家窑文化相似。唯有间接打击法系新出现的一种打击技术。
峙峪的“错向尖状器”，许家窑文化称为两面交互加工尖状器；峙峪的凿形尖状器，端部呈扁平的鸭嘴状，许家窑文化称为鼻形尖状器。峙峪的刮削器有：双边刮削器，其打击方法和器形与许家窑的两侧刃刮削器相同。单边刃刮削器，其中“船底形刮削器”，在许家窑遗址中有个别类似的器形发现。圆头刮削器，又称“拇指盖刮削器”，在许家窑文化中能找到同类器物。
雕刻器有屋脊形雕刻器、斜边雕刻器和凿状雕刻器三种。前两种在许家窑文化中存在着完全相同的器形。另外新发现有几种器物，如：斧形小刀，只发现一件，加工精致，小巧美观，刃口呈新月形。石簇，燧石制成，加工精细，簇尖锋利，并有簇程，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石器。还发现有一件用石墨制作的小装饰品，残存一半，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是由一面钻孔，光滑的一面和边缘都经过磨制。
从上述这些石器的介绍情况看，如果把峙峪的楔形石核、斧形小刀、石簇和装饰品除外，其余的石器与许家窑文化的石器相比较并没有多大区别，不留意也会把它当作许家窑文化。峙峪的石器是距今约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，它与许家窑文化能够如此相似，只不过反映了文化继承关系而已。
虎头梁文化
峙峪文化遗址在桑干河的上游，虎头梁文化遗址在桑干河的中游，两处遗址相距不算太远。虎头梁是河北省阳原县的一个村庄，在它的周围不到十公里的范围内就发现了几处遗址。遗址分布在桑干河左岸的第二级阶地，它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之末，它的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晚期的较晚阶段。从虎头梁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动物化石来判断，也证实了这处遗址的时代是比较晚的。
虎头梁遗址中发现五件石锤和七件石砧。石核发现的数量很大，其中有盘状石核或龟背石核，有“两极石核”、柱状石核和楔状石核（即峙峪的扇形石核）。发现的石片有相当数量都是由楔状石核剥离下来的。发现砍砸器有大型的和小型的两种。发现的尖状器，加工比较细致，尖端锐利，类型较多，有的可能是投射器头。
发现三件尖状器有磨过的痕迹，其形状有两头尖状器、三角形尖状器、单肩尖状器和鸟喙尖状器。发现的刮削器中，有圆头刮削器、长型弧刃刮削器、短型弧刃刮削器，有的标本类似“船底形刮削器”。有两件刮削器其打制方法与许家窑龟背状刮削器基本相同。另外还有边刃刮削器和盘状、双边刃、三角形等各种形状。发现的侧刃雕刻器，与峙峪遗址中的相同。
还发现了有中间刃雕刻器。装饰品共发现十三件，其中有穿孔贝壳，有用鸵鸟蛋壳制成的扁珠，扁珠孔径仅2毫米，有佩戴痕迹。另外还发现一件用鸟骨管磨制成的扁珠，发现一件磨制粗糙的钻孔石珠，内孔很圆，由两面对钻而成。从以上介绍的情况来看，第一，虎头梁文化的水平要高于峙峪文化，最明显的例证便是许多装饰品的发现。
第二，虎头梁文化是承袭峙峪文化而发展起来的。其理由主要是：这里以小石器为主与峙峪相同。这里的钻孔技术和磨制技术，在峙峪遗址中早已出现。主要石器类型，例如“两极石核”、雕刻器、圆头刮削器、“船底形刮削器”、盘状刮削器、双边刃刮削器等，都是峙峪遗址中明显的产品。特别是楔状石核，是虎头梁遗址中的代表器物，但是在峙峪遗址中都能找到和它相似的器型。
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，我国发现得相当之多，而且也分布得相当广泛。对许家窑文化渊源的结论：许家窑文化渊源于北京文化。旧石器时代与地质年代相对应，属于更新世，更新世又分为早、中、晚三期。人类的出现与地质年代进入更新世基本上是同时的。古人类学根据人的体质形态发展变化，分为猿人、古人、新人和现代人几个阶段。
